第三天傍晚，他们终于到了大孤家子公社。

这是一个比松岭还大的公社，一条土街贯穿东西，两旁是供销社、卫生所、公社大院。街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看见生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有几个小孩在路边玩，看见他们，停下动作，盯着看。

晏城找了个老乡打听。

“李树生？知道。”老乡说，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他家在李家沟，往东走二十里。”

二十里。

林芝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他的脚已经疼得麻木了，每走一步都是煎熬。二十里，还得走大半天。

晏城扶住他。

“今天住下。”他说，“明天再去。”

两人找了个小客栈住下。一间房，两张床，一晚上五毛钱。房间不大，但干净，有热水。林芝倒在床上，动都不想动。床板很硬，但比睡地上强多了。

晏城出去买了点吃的，回来时，手里还拎着一包药。

“把脚泡泡。”他把药倒进盆里，用热水冲开，“治水泡的。”

林芝坐起来，把脚伸进盆里。热水烫烫的，药味很冲，但泡上去很舒服。他靠在床头，看着晏城。晏城坐在另一张床上，也在泡脚。他的脚上也全是水泡，有的已经破了，露出红肉。

“晏城哥，”林芝说，“你累不累？”

晏城摇摇头。

“不累。”

林芝知道他累。这几天，晏城走得比他多，背得比他重，夜里还要守夜。但他从来不说什么。

“晏城哥，”林芝又说，“你说，李树生还在吗？”

晏城想了想。

“应该在。”他说，“周永年说他跑了，但没跑远。”

林芝点点头。

泡完脚，林芝觉得舒服多了。两人吃了点东西，就躺下了。

那一夜，林芝睡得很沉。没有梦。

第二天一早，两人往李家沟走。

二十里山路，又走了大半天。山路比之前的更难走，全是上坡下坡，有些地方根本没路，只能在草丛里钻。草很深，没过膝盖，露水打湿了裤子，冰凉冰凉的。林芝的脚又开始疼了，但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地走。

到李家沟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李家沟是个小村子，藏在大山深处，十几户人家，稀稀拉拉地散在山坡上。房子都是土坯的，有的塌了一半，有的屋顶长满了草。一条小溪从村边流过，水声哗哗响。

林芝打听李树生，一个小孩指了指坡上那间最破的土坯房。

“就那儿。”

两人走过去。土坯房矮矮的，墙裂了缝，能看见里面的黑。屋顶的茅草已经烂了，露出黑漆漆的房梁，有几根已经断了，耷拉下来。院墙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摇摇欲坠。院子里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破木料、烂草席、几根锈蚀的农具。

晏城敲了敲门。

没人应。

他又敲了敲。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脸。

三十来岁，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颧骨突出，像一具行走的骷髅。穿着一件破棉袄，上面全是补丁，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的眼神警惕，像一只受惊的动物。

“找谁？”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戒备。

“李树生？”

那人点点头。他的眼睛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手紧紧抓着门框。

“我叫晏城。”晏城说，“松岭来的。我爹叫晏大川。”

李树生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那是一种混合了震惊、恐惧和某种期待的复杂眼神。

他猛地拉开门，把两人拽进去，砰的一声关上门。他的力气大得惊人，林芝被他拽得一个踉跄。

屋里黑漆漆的，只有一扇小窗透进来一点光，照出屋里的轮廓：一张炕，一张破桌子，几个歪歪扭扭的凳子。墙上糊着旧报纸，已经发黄发黑。空气里有一股霉味和药味，还有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味道。

李树生站在门口，喘着气，盯着他们。他的胸脯剧烈起伏，像刚跑完长跑。

“你们……”他的声音在发抖，“你们怎么找来的？”

“周永年。”晏城说，“他给的地址。”

李树生愣了一下。然后，他的眼眶红了。

“周叔……”他说，声音哽咽，“他还好吗？”

“不知道。”晏城说，“他躲起来了。”

李树生点点头。他在炕边坐下，双手抱着头，很久没说话。他的肩膀在微微抖动。

林芝和晏城站在那儿，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李树生才抬起头。他的眼睛红红的，但没哭。

“你们来干什么？”他问。

“要证据。”晏城说，“你爹留下的那份证词，还有你知道的。”

李树生沉默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