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林芝躺在中铺，看着窗外的景色。田野，村庄，河流，一站一站。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第一次坐这趟火车来深圳的时候。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怕，只觉得前方有无限的可能。现在他懂了，也怕了。怕失去，怕离别，怕那些在身后的人，一天天老去。

晏城躺在他旁边，握住了他的手。

“别想了。”他说，“睡吧。”

林芝点点头，闭上眼睛。火车轰隆隆地开着，摇摇晃晃的，像摇篮。他很快就睡着了。

回到深圳，王凤娟已经在等了。她站在工地门口，看见马车，跑过来。“回来了？老李咋样？身体还好吧？”林芝把东西递给她。“好着呢。这是他给您的。”王凤娟接过东西，翻来覆去地看，眼眶红了。“这个老李，自己都舍不得吃，还给我带。”

她打开那包小木雕，一个一个地看。有鸡，有狗，有牛，有羊，还有一只小兔子。每一个都刻得很细致，眼睛鼻子活灵活现。她拿起那只小兔子，看了很久。“这是给我的。”她说，“我以前养过一只兔子，后来死了。老李还记得。”

她把木雕收好，擦了擦眼睛。“我去给他回信。”

那天晚上，王凤娟坐在灯下，给李树生写信。她不会写字，让林芝代笔。她念一句，林芝写一句。

“老李：东西收到了。你刻的小兔子，我很喜欢。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等过年了，我们回去看你。凤娟。”

林芝写完了，念给她听。她点点头。“行。就这样。”

信寄出去后，王凤娟每天都去菜地，一边干活一边念叨。刘建军的妈问她念叨啥，她说：“念叨老李。不知道他收到信没有。”刘建军的妈笑了。“急啥。信又不会丢。”王凤娟说：“我知道。就是惦记。”

半个月后，李树生的回信来了。还是他自己写的，字比上次又工整了一些。信里说：

“凤娟姐：信收到了。你们放心吧，我很好。院子修好了，不漏雨了。枣树今年结了好多枣，晒干了，给你们留着。你们在深圳好好干，别惦记我。李树生。”

王凤娟看着这封信，哭了。刘建军的妈在旁边陪着她，也不说话。哭完了，王凤娟擦了擦眼睛，说：“这个老李，学会写字了。自己写的。”刘建军的妈接过信，看了看，不认识几个字，但点点头。“写得好。”

王凤娟把信贴在胸口，放了好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拿起锄头，继续锄地。锄了几下，又停下来。“老姐姐，你说，咱们还能回去吗？”刘建军的妈想了想。“回去干啥？人都在这儿了。”王凤娟点点头，继续锄地。

那年冬天，深圳又冷了一些。工人们穿上了厚棉袄，干起活来没那么利索了。林芝让大家多穿点，别冻着。王凤娟煮了姜汤，每人一碗，驱寒。工人们端着碗，蹲在工棚门口，喝着姜汤，聊着天。

宝安工地的进展顺利。两百亩的地基已经打好，楼一栋一栋地起来了。黄哥说，照这个速度，明年秋天就能封顶。林芝站在工地边上，看着那些正在长高的楼，心里踏实。晏城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冷吗？”晏城问。

“不冷。”林芝说。

晏城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围在林芝脖子上。围巾是灰色的，粗毛线织的，不太好看，但很暖和。

林芝摸了摸围巾：“你织的？”

晏城点点头：“嗯。和王婶学的。”

林芝笑了。“你还会织围巾？”

晏城也笑了。“不会。学了好久。”

风吹过来，带着工地上特有的水泥味和铁锈味。远处，塔吊还在转，灯光一闪一闪的。工人们喊着号子，打桩机轰隆隆地响。

一九九零年的春天，深圳到处都在放鞭炮。

不是因为过年，是因为五湖四海的人涌进这座城市，到处都在开工，到处都在剪彩。深南大道两侧的棕榈树长成了林，车子多得开始堵了。街边的霓虹灯从罗湖一路亮到南山，红红绿绿的，晃得人眼睛发花。

林芝站在新落成的松岭大厦顶层，隔着玻璃幕墙俯瞰整座城市。四十二层，一百五十米，这是他们盖过的最高的楼，也是深圳当时最高的建筑之一。用了整整三年，从设计到施工，从打地基到封顶到装修，每一个环节他都盯着。现在它立在这里了，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把剑插在福田的中心。

“林总，记者来了。”陈小明推门进来，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比以前那个搬砖的学生像换了个人。

林芝转过身。“让他们在会议室等。我一会儿下去。”

陈小明点点头，出去了。他走到门口又回头。“林哥，您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