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深圳后林芝开了个会。他把贵州的情况说了一遍，陈小明第一个表态，说公司出钱。刘建芳知道了，从大理打电话来，说她也要出一份。她在电话那头说，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用在有用的地方。林芝问她店还开不开，她说开着，徒弟们管着，她偶尔回去看看。

孙大勇主动请缨去盯施工。他人在西安，坐高铁过来比林芝还快。林芝问他身体行不行，孙大勇说行，六十多岁，不算老。小李在电话那头补了一句，他血糖高，你帮我看着他。孙大勇争辩说我血糖控制得挺好，小李没理他。

贵州的松岭小学建了大半年。孙大勇在现场住了好几个月，黑了一圈，瘦了一圈。小李隔段时间飞过来看他，给他带药，给他带换洗衣服，给他带孙大勇最爱吃的四川泡菜。孙大勇嫌她麻烦，说你不用老来。小李说你以为我愿意来，我是怕你把身体搞垮了，孙大勇不吭声了。

晏城去验收的。他站在操场上，看着那栋崭新的教学楼，白墙灰顶，和福田的松岭花园一个样式。他绕到楼后面，蹲下来检查地基，用手摸了摸墙角，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还行。林芝就站在他后头，问他怎么跑后头来了，晏城说看看地基牢不牢。林芝说又不是你盖的，晏城说看一眼踏实。

基金会是那年冬天成立的。名字叫“松岭小学基金会”，陈小明挂名理事长，实际管事的是一帮年轻人。林芝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捐了大半出去。晏城问他是不是捐太多了，林芝说够用了。晏城没再问，把自己的存折也放在桌上。林芝打开看了一眼，比他预想的多。他没算错——只是没想到晏城这些年攒了这么多，更没想到他连问都没问就全摆了上来。

刘建芳捐了最大一笔。她在电话那头说，李叔和王婶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给他们积点德。林芝说他们不需要这个也能积德。刘建芳笑了，说她也是松岭出来的人，该出一份力。

他们把第一笔助学金发到了贵州那所小学。十来个孩子，每人每学期几百块。钱不多，但够他们买书本、交学费了。孙大勇去发的，他站在那里，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念名字。孩子们上来领钱，有的说了谢谢，有的鞠了躬，有的低着头不敢看他。孙大勇把红包递到他们手里，说好好念书，以后考大学，伯伯供你们。

第二年，云南的学校也建起来了。

刘建芳在电话里跟林芝说，大理下面有个县，比贵州那个还穷。路不通，学校塌了半边，孩子们在露天上课。林芝去看了，路修到一半就得步行，翻过两道山梁，下了一道深沟，鞋子缝里扎满细刺。刘建芳已经在村里住了好几天了，跟村民们一起吃苞谷饭，晚上睡在村委会的木板床上。

“建芳，你辛苦了。”林芝站在那块规划成校园的空地上，脚底下全是碎石子。

“不辛苦。比在店里做旗袍有意思。”

晏城蹲下来摸土质，石头太多，地基不好打。他跟林芝说，要用钢筋混凝土，地基得挖深。林芝说那就挖深。刘建芳说钱不够她再出。晏城站起来，掸了掸膝盖上蹭的灰泥，说够，就是慢点，急不得。

学校建了快一年。刘建芳在那边的村子待了两个月，晒得黝黑，手上磨出茧子，徒弟们打电话来说店里出了新款让她回去看看，她说晚点再说。当地人不知道她是个老板，只晓得她是“刘姐”，是从大城市来帮他们盖学校的。

林芝问她累不累，她说累，比缝纫机踩一天还累。但有意思。晏城听了一耳朵，没接话。过了一阵他补了一句有意思就行，脸也没转过来。

那些年他们走了很多地方。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青海。每一站都捐建一所学校，每一所学校都叫“松岭小学”。林芝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晏城也没意见。

四川那所学校的选址在一座半山腰上，远处能看见雪山。周念恩义务做了设计，没要一分钱设计费。他用当地的石材，结合地形，把学校嵌在山坡上，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周念恩跟林芝说：“林叔，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设计。”林芝说图纸比实物好看，周念恩愣了一下。林芝又说等你建好了我再来看，周念恩说好。林晓跟着他进山驻扎了两个月，天天跟施工队吃住在一起。周念恩有一次去看现场，发现林晓正蹲在脚手架上跟工人比划。他没喊他，林晓也没看见他，一直蹲在铁管上画图、解释、擦汗。周念恩后来才跟林芝说这孩子比他当年拼多了。

林芝说像你，周念恩没接话，低着头看自己的皮鞋。

晏城去验收的时候，站在操场上，扶着栏杆看远处的雪山。风很大，吹得他头发全白了。他说还行。林芝问他雪山好看吗，晏城说好看。林芝说那就多待两天，晏城说不用，下山路不好走，趁天亮早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