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的时候林芝开车，盘山路又窄又弯，林芝握方向盘的手攥得发白。晏城坐在副驾驶上，隔一阵说一句“慢点”“前面有石头”“让一下那个拖拉机”。林芝一一照做，没嫌他啰嗦。拐过最后一个弯，前面豁然开朗，远处那片山间坝子在暮色里泛着碎金似的光。晏城没再开口，林芝瞥了他一眼，他已经靠在座椅上睡着了。林芝把空调调小了一档。

甘肃的那所学校在戈壁滩边上，风沙大，太阳毒。孩子们的脸上都红红的，嘴唇干裂起皮。晏城蹲下来给一个小女孩擦脸，小女孩不怕生，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阵，忽然说了一句“爷爷你脸上有皱纹”。晏城嗯了一声。林芝在边上说这个爷爷年轻时候比你跑得还快，晏城没反驳。小女孩不信，缠着晏城跑一个，晏城跑了两步，膝盖疼，停下来。小女孩笑了说爷爷骗人。晏城也笑了，褶子被风掀开又合拢。

林芝在边上看着，没笑。

那所学校的操场晏城坚持要铺塑胶跑道。孙大勇打电话来问，戈壁滩上铺什么塑胶，风沙一刮就埋了。晏城说铺上，孩子们摔倒不疼。孙大勇没再问，让施工队照办。小孩子们的体育课终于敢撒开腿了。晏城后来再去，塑胶跑道上几个孩子在追。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摔了一跤，拍拍膝盖站起来继续跑。晏城在边上站了一会儿。林芝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过了片刻晏城转身走向校门口，林芝跟上去，听见他说“没哭”，声音很轻，风一大就飘散了。

松岭小学基金会成立那年的年会，林芝没去。陈小明在台上讲话，说松岭这些年捐建了多少学校，资助了多少学生，拿了多少奖。台下坐着的人很多都不认识林芝了。孙大勇在台下坐着，听到“林总”两个字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小李在旁边给他递纸巾，他摆摆手没接，用手背使劲蹭了一下眼角。

那一年，林芝把便利店的灯芯从抽屉里翻了出来。煤油灯的灯芯烧了大半辈子，断成了两截，用胶布缠着，他一直没扔。那卷灯芯搁在床头柜最里层，压在一叠旧信和黑白照片底下。那天下午他把灯芯取出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灯芯已经黑透了，胶布也松了，边角翘起来沾着灰。晏城走过来问他看什么，林芝把灯芯递给他。晏城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攥进手心里也没再问。

后来他说了一句“留着吧”。林芝把灯芯重新放回抽屉，把抽屉推上了。

基金会越做越大，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林芝和晏城每年出去一两趟，不是去捐建新学校，是去看看那些已经建好的学校。看看孩子们长高了没有，看看课桌椅坏了没有，看看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还完不完整。孙大勇退休后也跟着跑了几趟，反正他闲不住，在家待几天就浑身不自在。小李说他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孙大勇不承认，说自己也会做家务，昨天还洗了碗。小李说你把碗打碎了俩，孙大勇不吭声了。

有一次他们路过贵州那所学校，当年的校长已经退休了。他站在校门口等他们，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老远就喊林总、晏总、孙总。孙大勇笑着说还是叫大勇吧。老校长带他们去看了操场边新种的树，说是上一届毕业生种的。种了一排银杏，秋天叶子金黄。晏城站在银杏树下，仰头看了看，没说话。林芝问他要不要种一棵枣树，晏城说枣树在松岭就够了。

那天傍晚，三个人在学校门口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孙大勇又喝多了，红着脸说贵州的茅台好喝，林芝说那是习水大曲，不是茅台。孙大勇说都一样，都是酒。

刘建芳在大理的民宿开得越来越红火。她每年接待不少客人，有的从北京来，有的从上海来，有的从国外来。客人不知道她以前是做旗袍的，只知道这个老板娘话不多，但做菜好吃。店里的墙上挂着李树生和王凤娟的合影，老照片，黑白，边角发黄。那是林芝翻拍的，专门送了她一幅。客人问她照片上是谁，她说爸妈。客人说您爸妈真精神，她没纠正。

每年她会在松岭小学基金会捐一笔钱，不多不少，够一个孩子读到大学。林芝说不用每年捐，她说习惯了。她把那些孩子的来信一封一封收在抽屉里，和李树生刻的那朵玉兰花放在一起，用牛皮纸信封封好。信上有的字歪歪扭扭，有的句子不通顺，但每封她都看。看完折好装回去，信封上什么也不写。

有一年一个受资助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来信说想见她。刘建芳去了那个孩子的老家，在四川乡下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两个小时的中巴、又搭了一位老乡的摩托才到。孩子站在村口等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手里攥着一把野花。刘建芳接过花，没哭，把花插在民宿大堂的老陶罐里，过了好一阵花瓣全蔫了也没扔。后来那片花瓣夹在她床头一本闲书里，又干又脆，手一碰就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