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芝有一次整理东西，翻出了当年那些信。信封已经泛黄了，边角卷起来，有的还用透明胶带补过。他把信捆好，用红绳扎着，放在李树生的木雕旁边。晏城看见了，没说话。林芝说这些信你还留着啊，晏城嗯了一声。林芝又说我也留着，晏城没应。两摞信挨在一起，一摞是晏城写的，一摞是林芝写的。

那些信里藏着他们最好的年华。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有的洇开了，有的模糊了。林芝想拆开看看，犹豫了一瞬，又放回去了。晏城在边上说留着吧。那些信后来被林芝锁在床头柜的抽屉里，钥匙放在李树生刻的一只木头小鸟的翅膀缝里。小鸟栖在抽屉边沿，翅膀的缝隙刚好卡住那把极小的黄铜钥匙。它的翅膀没有合拢过，钥匙也没取下来过。

孙大勇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小李说他三高，他说三高算什么，我当年在工地，十层楼一天爬八个来回。小李说那是当年。孙大勇不吭声了。他每天早晚出门走路，绕着小区走，一圈，两圈，三圈，走完在凉亭里坐一会儿。跟他一起走路的都是退休老头，有的比他还老。他们边走边聊，聊退休金，聊儿女，聊身体。孙大勇从不聊深圳的事，聊他在深圳盖的那些楼。那些老头说深圳啊，我去过，高楼大厦，挺漂亮。孙大勇想说他盖了其中的几十栋，想了想，没说。

周建军一直在学二胡，学了两年，还拉不成调。邻居投诉了好几次，张秀英让他去公园练，别在家里扰民。他每天下午背着二胡去公园，找个没人的角落，一拉就是一个多小时。林芝有次路过那座公园，循着一路的二胡声找到凉亭，看见周建军坐在那里，低着头，弓子在两根弦间笨拙地推拉，手指在琴杆上慢慢找位置。他站在树后听了一阵，没有过去。晏城问他是谁在拉。林芝说建军。晏城没再问，站了片刻先转身走了。林芝又听了一会儿，旋律还是不连贯，但有几弓意外的干净，拖在风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刘建芳在大理养了一条狗，黄狗，土狗，从路边捡的。刚捡回来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养了半年胖了两圈，毛色发亮，跑起来耳朵一颠一颠的。她给狗起名叫“小松”，她说小松是小松岭的松。小松每天跟着她去菜地，她去浇水，它趴在田埂上晒太阳。她蹲下来拔草，它也凑过来用鼻子拱土，拱得满脸是泥。她去寄明信片的时候，小松蹲在邮局门口等她，尾巴在石阶上扫来扫去。她偶尔会给林芝打视频电话，把镜头对着小松，说林哥你看，小松又胖了。林芝在屏幕那头笑，晏城也凑过来看，说还行。小松对着镜头叫了一声，尾巴摇得更欢了。

松岭小学基金会那几年资助了几百个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已经毕业工作了。他们写信来，有的写得很长，有的写得很短。信的内容各有不同，但信纸上开头那几个字都差不多——“我叫某某某，家住某某村，现在在某某大学读书。感谢林叔叔、晏叔叔、孙叔叔、周叔叔、刘阿姨、王奶奶、李爷爷……”那些称呼挤在一起，读了让人鼻酸。负责台账的小姑娘把每一封都按年份、资助人和学生姓名归档。林芝从来不看这些档案，晏城一次也没借过。

但后来林芝看到一封落款地址写着“贵州松岭小学”的信，信是张国强写的，他不认识，信纸边角缺了两块，被虫蛀过更早之前的痕迹了。张国强在信里说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在县城当老师。他教语文，也教体育。他说他念书那几年，冬天教室里有暖气，夏天有风扇。他说他坐在亮堂堂的教室里，常常想起那些资助他念书的人。他说他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当了老师以后，每年开学第一天，都会在黑板上写四个字——“松岭小学”。

没有署名，那行字写在信纸背面最底下，铅笔写的，淡得快看不清了。林芝刚把信纸翻过去，晏城从背后走过来把信抽走，慢慢把那行淡得快没有的铅笔字看完了。他把信纸还给林芝，等了一会说张国强，这名字取得好。国强。不是国，是国强。林芝没问他这有什么讲究，晏城也没解释。

那年底，林芝和晏城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深圳的冬天不冷，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晏城靠在椅子上，盖着一条毯子，眼睛半闭着。林芝在旁边看书，看了一会儿也看不下去了，合上书放在膝盖上。

“晏城哥，你还记得那年咱们在松岭，你帮我搬行李吗？”

晏城没睁眼，嗯了一声。

“那时候你一句话都不说，我还以为你讨厌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