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强在旁边笑了，笑得肩膀都抖。谢正说：“这回你帮我挑了。你挑的比我好。”

张屠夫愣了一下。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肉案前，亲自挑了一块五花肉。肥瘦相间，五层分明。他称了称，用油纸包好递过来：“路上吃。不收钱。就当是老邻居的一点心意。”

去黎母那儿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黎母做了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豆角、凉拌黄瓜，中间摆了一大碗鸡汤。大强扫了一眼桌子，嘴张了张又合上，拿筷子数了数——六个菜，四个是谢正爱吃的。豆角是谢正爱吃焖面的那种老豆角，排骨是谢正爱吃糖醋的，鸡汤里放了山药——谢正胃不好，山药养胃。

“娘，”大强把筷子往桌上一搁，“你怎么不做我爱吃的？”

“你什么时候挑过食？”黎母端着最后一盘炒鸡蛋从厨房走出来，眼皮都没抬，“从小就是给什么吃什么。五岁那年我把盐放成了糖，你眉头都没皱一下，把一碗甜白菜全吃了。我问你怎么不说咸了，你说‘挺好吃的’。你这种人，做什么你就吃什么，用不着专门给你做。”

大强被噎得结结实实。他张着嘴想了半天，确实想不起来自己爱吃啥。不是没有爱吃的，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谢正爱吃豆角焖面，爱吃糖醋排骨，胃不好要养着——这些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轮到自己，脑子里是空的。

“红烧肉。”谢正在旁边说。

大强转头看他。

“你爱吃红烧肉。”谢正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大强碗里，“肥的多瘦的少。还要放冰糖，不放白糖。炖两个时辰，肉皮要炖到筷子一戳就透。”

大强低头看了看碗里那块肉。肥多瘦少，冰糖色，皮上冒着油光。

“你怎么知道？”

“你每次做红烧肉，自己吃的最多。”谢正说，“上次在京城过年，你一个人吃了半碗。”

黎母在旁边坐下来，把围裙解了搭在椅背上。她看了看谢正，又看了看大强，说：“你比你爹强。你爹一辈子没记住我爱吃什么。”

吃完饭，黎母把大强叫到里屋，关上了门。

谢正坐在堂屋里，面前是一桌子残羹冷炙。他没有去听里屋在说什么——隔着一道门，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字，只能偶尔听见大强的声音低低地应着。过了好一阵门开了。大强走出来，眼睛有点红，但表情很稳。不是那种硬撑的稳，是真的稳了。就好像黎母在屋里把什么重东西从他肩膀上挪开了。

谢正没问说了什么。他只是站起来，牵住大强的手。

大强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动，然后反握住。

出发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

巷子里站满了邻居。王婶拄着拐杖，手里攥着两个煮鸡蛋。包子铺老板娘背着孙子，蒸笼里的热气在她身后升起来。张屠夫的儿子系着油围裙，手里拎着一挂腊肉。张屠夫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搪瓷缸子搁在膝盖上。还有杂货铺的老孙头、铁匠铺的赵大锤、巷尾的刘婶——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像虾米，手里拄着根枣木拐杖。

牛车停在院门口。拉车的不是当年的老黄牛了——老黄牛前年腿就不大好了，走路一瘸一拐的。现在拉车的是它的崽子，一头三岁的小黄牛，毛色油亮，角刚冒出一点尖。

大强走到老黄牛的棚前。老黄牛卧在干草堆上，眼睛半眯着，嘴角流着一点涎水。它看见大强，甩了甩尾巴。大强蹲下来，摸了摸它的耳朵。老黄牛的耳朵抖了抖，打了个响鼻，喷了大强一手的湿气。

“你好好养老。”大强说，“到了京城我让谢正给你写信。”

谢正在旁边说：“它不认字。”

“你念给它听。”

老黄牛又甩了甩尾巴。

包袱搬上车——三个，跟当年一样，不过比上回鼓。大强后来还是把那根擀面杖塞进去了，擀面杖太长，从包袱口露出来一小截，戳在外面像根折断的旗杆。二丫送的那双鞋包在衣服中间，怕压坏了鞋面。张屠夫给的五花肉用油纸包着，搁在最上头——这个得赶紧吃，天热搁不住。

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嘱咐：路上小心、到了写信、过年回来、京城冷多穿点。王婶把煮鸡蛋塞进大强手里，蛋白还温着。“你上次走的时候我就该给你煮鸡蛋的。”她说，“这回补上。”刘婶拄着枣木拐杖走过来，塞给大强一个小布袋——是她自己晒的干豆角。“焖面用。京城的豆角没咱这儿的好。”赵大锤挤过来，往谢正手里塞了把剪刀——他铁匠铺打的，刀刃开得利索。“谢大人，防身用。路上要是有不长眼的——”他比划了一个剪的手势。谢正拿着那把剪刀看了看，刀刃锋利，手柄上还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谢”字。他点了点头：“多谢。”赵大锤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字刻歪了。您别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