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子没有招牌。门框上光秃秃的，只在门口搁了块木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包子”两个字。周大人往门里探头一看，看见谢正坐在里面。

谢正穿着便服，袖子卷到手肘，面前搁着一盘包子。他吃东西的样子跟翰林院里完全是两个人——在值房抄实录的时候正襟危坐，筷子从来不碰到碗沿，喝汤没有声音。现在他一条胳膊搭在桌上，腮帮子鼓着，嘴角还沾了一小块包子皮碎屑。

旁边站着个挽袖子的哥儿，手里拿着抹布正在擦旁边的桌子。

周大人在门口站了三息。

第一息，确认那是谢正没错。第二息，确认谢正吃包子的样子跟“谢编修”三个字完全不搭边。第三息，他决定走进去。

谢正抬头看见周大人，包子咬了一半停住了。不是愣住，是停住——嘴还张着，包子还叼在齿间，眼睛跟周大人对上。然后他把包子从嘴边拿下来放下。

大强看看谢正，又看看门口这位穿官服的。手里的抹布顿了一下。他没见过周大人，但一眼就能看出这是谢正的上司——这个人身上有那种管别人的人才会有的气。不是架子，是气，是走进一个陌生铺子也不东张西望的那种笃定。

“周大人。”谢正站起来。

“谢编修。”周大人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这个小铺子——四面墙刷得不算齐整，桌子三张擦得干干净净，灶台上摞着几层蒸笼冒着白气。“这是你的铺子？”

“这是——这是我家夫郎开的铺子。”谢正说。他说“夫郎”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没有压低，也没有故意抬高。就是正常说话的声音。但大强听出来了，句子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停顿，在“这是”和“我家夫郎”之间。不是不好意思，是在组织措辞——谢正每次在正式场合提到他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停顿，好像怕措辞不够准确不够郑重。

大强把抹布往肩上一搭：“大人请坐。吃包子？”

周大人坐下来，点了一个肉包。大强说“好嘞”，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他去揭蒸笼的时候手有点抖，白气呼地窜上来，熏得他眯了眼。他拿夹子夹了个包子，夹了两次才夹起来——第一次夹滑了，包子在蒸笼里滚了半圈。第二次夹稳了，放在碟子里端过去。

周大人咬了一口。大强盯着他的嘴。谢正也盯着他的嘴。包子铺里安静了好几息，只听见灶台上蒸笼咕嘟咕嘟的响。周大人嚼了三下，眉头动了动。不是皱眉。是挑了一下眉。大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这个挑眉毛是什么意思，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周大人咽下去，说了句：“比户部食堂的好。”

大强的肩膀肉眼可见地松下来。“户部食堂”是什么他不知道，但“比……好”这个句式他听得懂。他转身去灶台又端了一碟醋过来：“大人蘸点醋。猪肉白菜的蘸醋好吃。”

周大人又吃了一个肉包，问：“什么馅的？”

大强一一介绍：猪肉白菜、韭菜鸡蛋、豆沙。周大人说再来一个豆沙的。大强利索地夹了一个，又多夹了一个放在他碟子边上：“这个有点破皮，不收您钱。”

周大人看了看那个破皮的包子。皮子破了，豆沙馅从破口里露出一点，面皮上沾了点黑红色的豆沙印子。他说：“破皮的不影响味道。”然后把两个豆沙包都吃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大强意料之外。

周大人第二天带了三个同僚来。都是翰林院的，穿着官服下了值直接拐过来，占了一张桌子。其中一个点了三个肉包，咬了一口说“这比食堂的肉包子好吃多了”，另一个研究面皮研究了半天，说“这面发得匀，褶子也捏得好”，第三个从头吃到尾没说一句话，吃完站起来又打包了四个。

第三天又带了两个。第四天没人带——是自己找过来的，说是在食堂听见周大人和同僚说“槐树巷有个包子铺”，就顺着香味摸过来了。到第五天，翰林院一半的人都知道槐树巷有个包子铺，包子好吃，老板是谢编修的夫郎。

来吃包子的人越来越多。大强的三张桌子不够坐，有人在门口站着吃，有人坐在门槛上吃，有人干脆端到对门墙根下蹲着吃。蒸笼从两摞加到三摞，又从三摞加到四摞，还是不够用。大强从早忙到晚，和面的盆从海碗换成大盆再换成澡盆大小，一天要揉十几斤面。他的手腕晚上回家酸得拿不住筷子，但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又站到灶台前接着揉。

人多嘴就杂。

那天下午太阳挺好，铺子里坐了好几桌。有个年轻书吏，穿了件八成新的蓝衫子，吃完包子出来，在门口跟旁边的人说：“谢编修那个夫郎，长得也太壮实了——哪像个哥儿。”声音不大，但槐树巷下午安静，那句话清清楚楚地落进了铺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