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叫“大强叔”是在厨房。

那天阿满帮大强剥豆子。秋天的毛豆，饱满，豆荚上带着细细的绒毛。他坐在灶台前的小凳子上，腿上搁着盆，手里捏着豆荚，剥一个扔进盆里，再拿一个。大强在灶台上切肉，菜刀起落，砧板咚咚咚的。剥着剥着阿满忽然叫了一声：“大强叔。”声音不大，像在试一个刚学会的词。

大强的手停了。豆子从豆荚里滑出来掉在地上，弹了一下滚到灶台底下。他转过头看阿满，眼睛有点亮，油灯的火焰在他眼睛里晃。阿满手里还捏着半个剥开的豆荚，有些紧张：“不对吗？”大强说：“对。叫就行。想怎么叫怎么叫。”然后他把脸转回去继续切肉。刀起刀落，但肉片切得比刚才厚了——有一片切成了肉块。他又剥了几个豆子，剥着剥着豆子捏碎了没发现，空壳扔进盆里，豆粒掉在地上。晚上大强躺在床上跟谢正说：“他今天叫我了。”谢正把书放下：“我知道。”大强侧过头看他：“你怎么知道？”谢正说：“你剥的豆子里有一半是空壳。”大强想了想，好像确实是。他低头看了看桌上那盆豆子，灯光下碎渣比完整的豆粒还多。

第一次生病是夜里。阿满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忽然发起了烧。大强起夜的时候听见阿满在说胡话，伸手一摸额头——烫得能煎鸡蛋。他一激灵就醒了，披了件衣服下床烧水、找药、拧帕子。阿满烧得小脸通红，嘴唇干得起皮，身子缩成一团发抖。大强一晚上没睡，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湿布帕子搭在阿满额头上，过一会儿取下来重新拧凉水再敷上去。天快亮了烧才退，阿满安静下来，呼吸变匀了。大强坐在地上靠着床边，湿帕子还攥在手里已经焐热了，他也没力气站起来重新拧。谢正拿着毯子过来披在他身上。毯子是从床上拽下来的，还带着被窝里的余温。谢正也没说话，在他旁边坐下。两个人并肩靠着床沿，外面的天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大强说：“我小时候生病，我娘也是这么守着的。”谢正没说话。大强又说：“我现在知道娘是什么感觉了。”谢正握住他的手。两只手都凉凉的——大强的手是拧了一晚上凉水帕子凉的，谢正的手是刚从被子里伸出来凉的。两只凉手握在一起，在毯子底下慢慢变暖。

第一次挨训是在家门口。

阿满跟邻居家的孩子玩，抢了人家的弹弓不还。邻居老太太领着她孙子找上门来，大强赔了不是，把阿满拉到院子里。他脸沉下来的时候有点吓人——眉头压着，嘴唇抿着，不说话先盯着你看好几息。阿满低着头不敢看他，脚尖蹭着地上的泥。

“抢东西对不对？”阿满摇头。“明天去还给人家，再跟人家说对不起。”阿满点头。

第二天阿满还了弹弓道了歉。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睫毛还湿着。大强蹲下来把他抱了抱，手掌在他背上拍了拍。“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阿满把脸埋进大强肩窝里，蹭了一肩膀眼泪。大强感觉到肩膀上那一小片湿热透过衣服渗进来。

第一次叫“谢先生”发生在阿满来家一个多月以后。阿满叫大强“大强叔”，但叫谢正一直叫“他”——“他在书房”“他回来了”“他在吃饭”。大强说：“你叫他谢叔叔就行。”阿满试了一下，嘴张了张，叫不出来。那个“叔”字到了嘴边就卡住了，好像谢正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叔”这个称呼不够。过了一个月，谢正给阿满写了张描红纸。纸是翰林院淘汰的废稿翻过来用的，背面空白，上面端正地写着三个字——“谢正之”。每一笔都有起收，横平竖直，撇捺舒展。阿满描完拿给谢正看。墨有些洇，描红的线条歪歪扭扭的，但三个字都描下来了。谢正点头说：“不错。”阿满开口：“谢谢谢叔——”卡住了。谢叔，谢先生，两个词在嘴里绊了一下。“谢先生。”从此就定下来了。不是谢叔，不是谢大人，是谢先生。

大强在灶台边切菜，听见了，笑着说：“比‘他’强。”谢正把描红纸收回抽屉里——就是那个放旧信的抽屉，说：“比我爹的称呼还正经。”阿满得意地拿着描红纸跑了，跑出厨房门槛的时候跳了一下。大强在背后喊“别跑太快撞门槛上”，阿满已经跑出去了。

中秋节那天是阿满来这个家以后的第一个节。大强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豆沙自己熬，饼皮自己擀，模子是跟隔壁老太太借的，刻的是兔子捣药。三个人把小桌子搬到院子里，桌上摆着月饼、枣子、一壶茶。枣树来京城这么多年第一次结了能吃的枣子——不是往年那种干瘪得只有皮和核的，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咬一口脆甜的大枣。大强摘了几颗最大的，一人一颗摆在月饼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