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天收摊的时候，阿满往巷口多看了好几眼。不是随便看，是盯着一个方向看，看了一眼又低头继续擦桌子，擦两下又抬头看。大强顺着他的目光扫过去——对面铺子的屋檐下站着个年轻人。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拎着个布包，站在那儿也不走也不进来，就那么站着。大强把抹布往肩上一搭，靠在门框上，说：“站了三天了。他是等你还是躲雨？”

阿满手里的抹布差点掉地上。他的脸腾地红了，从脖子根红到耳朵尖，红得比灶膛里的火还快。

“脸红什么。”大强把抹布从肩上拿下来继续擦桌子，“有喜欢的人不丢人。想当年我——”他忽然闭上了嘴。

阿满抓住话头不放：“你当年怎么了？”

“我当年没怎么。”大强把抹布往灶台上一搁，转过身来，“说你的事。那人叫什么？做什么的？家住哪？”

阿满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嘴张了又合，手指头绞着围裙边，把围裙绞出一道褶子来。大强看他那样，心里又酸又软，把他拉进屋里坐下，倒了杯水放在他面前。“不逼你。想说的时候再说。”

阿满磨叽了三天。

第一天吃饭的时候闷头扒饭，筷子戳在碗里半天不夹菜。第二天收摊以后在院子里坐了半个时辰，仰头看枣树。第三天晚饭后，大强正在收拾碗筷，阿满坐在桌边手里捏着筷子，筷子上还沾着饭粒。他忽然开口了。

“他叫程砚。隔壁巷子书画铺子的学徒，会裱画写字。”

阿满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不是那种激动的亮，是那种里面有东西在慢慢烧的亮——火苗不大，但稳稳的。大强看在眼里，什么都明白了。这种亮法他熟悉。当年谢正考上进士从京城回来，他站在村口等了大半天，等到人的时候眼睛里的亮法跟阿满此刻一模一样。

谢正放下筷子。筷子搁在碗沿上，发出一声轻响。“会裱画。手艺怎么样？”

“挺好的。”

“哪里人？”

“不知道。”

“家里还有谁？”

“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谢正说。语气不算凶——跟他在内阁议边饷粮草时问“这个数字谁算的”一个调。但阿满低着头不敢看他。

大强在桌子底下踢了谢正一脚。谢正好像没感觉到，继续问：“他知不知道你——”话没说完被大强打断了。

“谢尚书。”大强把抹布往桌上一搁，“这里不是户部衙门，你审犯人呢？”

谢正看了大强一眼。大强也看了他一眼。两个人对视了两息，桌上安静得像结了冰。阿满的头低得都快埋进碗里了，筷子从碗沿上滑下来掉在桌上，他都不敢捡。大强站起来把阿满的碗收了，拍了拍他的肩膀——不是那种轻轻的拍，是手掌落在肩胛骨上稳稳当当地按了一下。

“去吧。明天带他来吃包子。”

晚上躺在床上，大强瞪着天花板。油灯吹了，屋里暗得很，窗户纸上漏进来一缕月光照在床脚。谢正躺在他旁边也没睡着——呼吸不是睡着的节奏。大强说：“你当年提亲的时候，我娘也没这么审你。”

谢正沉默了一会儿。黑暗里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大强能感觉到他侧过头来了。

“我是为了他好。”

“我知道你是为了他好。”大强也侧过来，两个人面对面躺在黑暗里，中间隔着半条被子。“但你没看见他刚才的样子——他不敢跟你说，不是因为他怕你。是因为他敬你。越敬你越不敢开口。”

谢正又沉默了。这次沉默的时间更长。窗外有只蛐蛐叫了两声停了，又响起来。谢正说：“明天他来，我不说话。”

第二天程砚果然来了。是被阿满拽来的——阿满攥着他的袖子走过巷口，程砚跟在后面脚步碎碎的，差点被门槛绊了一跤。年轻人长得清清秀秀，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站在包子铺门口，局促得手不知道往哪放——先是垂在腿侧，又背到身后，又拿出来交叉在身前。

谢正坐在桌边，果然一个字没说。面前摆着一笼包子一双筷子一碗白水。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在吃包子。但程砚进门的时候他抬起眼皮看了他一下。就那一下，年轻人差点又被门槛绊了。大强给他端了笼包子，程砚双手来接。

“谢谢叔——谢谢大强叔。”

“叫大强哥就行。”大强把蒸笼搁在他面前，“我还没那么老。”

谢正夹包子的手没停，但眼角抽了一下。

大强问了几个问题。语气比谢正温和得多——不急不慢的，像在拉家常。但每个问题都问到点子上。多大年纪？十九了。学徒几年了？六年。师傅是谁？东街墨宝斋的刘师傅。学什么？裱画、写字、刻章，都会一点。以后打算自己开铺子还是给人帮工？想自己开，攒了几年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