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大强叔攒了好几年的。不贵重，但保你以后不缺零花。”

阿满握着那对镯子，忽然哭了。不是哇哇大哭，是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没有声音，泪珠子滴在银镯子上，顺着镯子的弧度滑下去落在掌心，把银面上那层薄薄的暗色洗出了一小道亮光。

“哭什么。”大强把凳子往前拉了拉，“又不是不回来。”

“上回你说的。人走了就是走了。”阿满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哑哑的。

大强的嗓子忽然堵住了。他知道阿满说的是什么——当年他亲爹把他扔在城门口，说让我等，等了三天也没回来。这句话是大强后来从阿满嘴里撬出来的，那时候他坐在灶台前的小凳子上剥豆子，阿满说完了继续剥，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大强把阿满搂过来。阿满的肩膀硌在他胸口上，比小时候宽了，但在他怀里还是瘦的。他搂得很紧。

“那是别人。这个家，门永远开着。”

婚礼当天大强天没亮就起来了。把院子又扫了一遍——第四遍了。谢正也早早起来，穿了新衣裳，不是官服，是家常的青布袍子，袖口没有绣纹，但浆洗得干干净净。阿满蒙着红盖头从屋里出来，大强扶着他迈门槛——门槛他从小迈到大，从来不用人扶，今天是第一次。程砚站在门口等着，今天穿得整整齐齐，蓝布衫是新做的，袖口没有磨毛，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看见大强和谢正站在门口，弯腰行了个大礼，腰弯得比提亲那天还低。

“别磨叽了，接人。”大强站在门口，嘴上催着，手却攥着门框不放。指节发白，虎口上的茧子蹭在木框上。谢正轻轻拉住他攥门框的那只手，手指一根一根掰开——拇指、食指、中指，一根一根地从门框上摘下来。然后握在自己手里。大强的手被他握着，手背上的青筋突突跳了两下。阿满上了花轿。轿帘放下来的时候遮住了盖头的一角，帘子上绣着喜鹊登枝。轿夫喊了声号子，轿子晃了一下稳稳当当地抬了起来。大强站在巷口看着花轿越走越远，拐过街角的时候他往前跟了半步。花轿拐过街角的那一瞬看不见了。他站了好一会儿。

谢正站在旁边，把手里的帕子递过去。大强低头看了看那块帕子，没接。“我没哭。”谢正没收回手，帕子还悬在他面前。“就是沙子进眼睛。”谢正低头看了一下地面。地上是青石板，干净得连片落叶都没有。他点了点头，说了两个字：“嗯。沙子。”然后把帕子塞进大强手里。

回到院子里，大强坐在枣树下。秋千绳是新的，空荡荡地垂着，被风吹得轻轻晃，绳子蹭在木板上发出吱呀一声又停了。谢正坐到旁边的石凳上。安静了好一会儿。

“我当年出嫁的时候，我娘也是这么站着的。我不知道她站了多久。”大强说。他看着巷口的方向，但焦距不在巷口，在很远的地方。

谢正说：“咱娘说你出嫁后，她每天吃饭都摆两副碗筷。摆了半个月。”

大强愣了一下。这件事他不知道。他娘从来没跟他说过——黎母是那种人，心里的事从来不往外说，嘴上永远是一个“去吧”、一个“嗯”、一个转身擦眼睛。他笑了一下，不是笑这件事好笑，是笑着叹了口气。“那咱们明天开始也摆三副。”

过了两息，又说：“算了。就摆两副。阿满在程家吃。”他在跟自己商量，声音越来越轻。谢正没有接话，只是伸手把秋千绳上的一片落叶摘下来搁在石桌上。

晚上吃饭真的只摆了两副碗筷。两碗面，两双筷子，两碟小菜。大强从灶台端到桌上，坐下来，拿起筷子。桌上少了阿满叽叽喳喳的声音——以前阿满吃饭的时候话最多，说包子铺今天来了谁，说隔壁老太太家的猫又上了房，说程砚今天裱了幅什么画，说个不停。现在桌对面只有谢正埋头吃面，筷子碰碗沿的声音都听得到。大强吃了几口放下筷子，去厨房又端出一副碗筷放在桌子空着的那一侧。筷子横搁在碗沿上，跟谢正的碗并排。

“就今天一天。明天不摆了。”

谢正没说话。他把那副碗筷移到自己右手边，靠近他那一侧，好像那个空位不是多余的，是有人在坐，只是不说话而已。大强看着那个位置，低头继续吃面。筷子挑起一柱面，吹了两口，送进嘴里。面有些坨了。

婚后第三天阿满回门。大强一大早就开始忙，灶台的火从五更天烧到日上三竿。做了一桌子阿满爱吃的菜——红烧肉、清蒸鱼、醋溜白菜、糖醋排骨，中间摆了一大盘豆沙包，个个褶子捏得比平时多，十五个褶。阿满进门的时候满脸笑意，后面跟着程砚，拎着大包小包，手里还端了盆兰花。大强把阿满上上下下打量了三遍——脸没瘦，手没干，眼睛亮亮的，才放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