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姜清在厨房帮母亲洗碗。沈若兰在水龙头下冲碗碟，把洗洁精的泡沫一点一点冲干净，侧过头看了一眼儿子的侧脸。她发现他洗碗的时候也心神不宁，盯着一只碗能冲好久，抹布攥在手里不怎么动，好像那只青花瓷碗上有什么需要反复研究的课题。她从他手里把碗接过来，说你去陪你爸看电视吧，这儿不用你。

姜清擦干手走到客厅，在父亲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电视里正放着春节联欢晚会，歌舞升平，红红火火。姜父把遥控器往茶几上一搁，两个人沉默地看了一会儿电视里的小品。茶几上的果盘里摆着橘子、瓜子和酥糖，沈若兰每年都摆得整整齐齐，今年还多了一碟桂花糕，是隔壁王阿姨送来的。

姜父忽然开口了。“这次回来，心里有事？”

姜清转头看了父亲一眼。姜父没有看他，目光还落在电视屏幕上，但遥控器已经搁下了，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姿态是他年轻时当老师那会儿在办公室找学生谈话的经典姿势。姜清想跟以往一样说没事就是工作太累了，但这些他提前准备好的话在嗓子眼里转了一圈卡住了。

姜父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儿子的回答，转头看着他，目光先是落在他脸上，又落到他右手腕上那块因为长期佩戴固定夹板而比左边细了一圈的骨节，最后重新看向他的眼睛。“你这几个月瘦了不下十斤，回来那天在车站我就看出来了。整晚睡不好，话也不多，帮你妈洗菜时站在水槽边能发呆好几分钟。不是工作上的事，你以前工作压力再大也不会这样。”

姜清把手从沙发扶手上拿下来搁在膝盖上，两只手交握着。姜父看着他儿子那双清秀修长的手，什么也没再催问，只是把遥控器拿起来，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两格。

“要是北京压力大，就调回来吧。”姜父的声音很稳，是那种三尺讲台上站了大半辈子才磨得出来的平静，“苏州也有好单位，离家近，能照顾自己。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

姜清低着头，盯着自己膝盖上那双交握着的手。拇指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轻轻摩挲着，那块皮肤因为冬天干燥微微起了皮。“爸，我考虑过调回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吐字很清晰，好像光是说出来就已经用掉了攒了半年的勇气。

姜父没有追问他在考虑什么，只是点了点头拿了一瓣橘子。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大年初三的上午十点，谁会在这个时间来敲门。沈若兰在围裙上擦着手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和一个拎着礼盒的年轻人。中年男人笑得很客气，说自己是苏州市政府接待处的小周，受人之托来给姜老师送点年礼。沈若兰还没来得及反应，两个年轻人已经把礼盒整整齐齐地码在了玄关的地上，动作麻利轻手轻脚，放下就走。沈若兰追到门口说来人叫什么你还没说，小周已经退到了楼梯口，笑着说了四个字：“北京那边。”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转身走了。

玄关地上码着四样东西。沈若兰一辈子没收过这么贵重的东西，站在玄关看着那些礼盒，脸上的表情不是惊喜，是茫然。姜父走过去蹲下来，把礼盒一个一个拎起来放在茶几上。两盒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一盒燕窝，一箱特供的有机山茶油。还有一盒糕点，不是市面上卖的年货礼盒，是用素色纸盒装着的手工枣花糕，盒盖上没有印任何logo，只用一根米色丝带系了个结，结打得有点歪，不像柜台小姐的手艺。

姜父蹲在地上看着那盒枣花糕看了一会儿，又抬头看了看姜清。“你那个姓宋的领导，上次你爸住院就是他帮忙的吧。”姜清没法装傻，点了点头。姜父把枣花糕放在桌上，又拿起那盒冬虫夏草看了看包装，发现侧面贴着一个小小的红色标签，上面用钢笔写着：术后恢复期每日一根炖汤，不可过量。字迹硬朗，笔锋有力，每一笔都像红头文件一样端正。姜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冬虫夏草放下，摘掉老花镜拿起遥控器继续看电视。但他把电视声音调得更小了，小到几乎听不见。客厅里三个人的呼吸起起伏伏，那些礼盒在茶几上排成一行，每一盒上面都没有写赠言，却又每一处都在替一个从不出错的人把家里每个人的需求妥妥帖帖地照顾到了。

姜清的手机在他口袋里震了一下。他掏出来一看，是宋秉谦的微信转账。金额八万八，备注栏里只有四个字：新年快乐。姜清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八万八是那种男人给家里人发红包时象征性的、不许拒绝的数字。他退出转账页面，在输入框里打了一行字：新年快乐。红包就不收了。太贵重了。然后又加了一句：汤和糕点家里都收到了，我爸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