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们会来。”他说。

周劲没有接话，把手铐放在桌上。孙建国低头看着那副银色的铐环，看了几秒，然后把自己的手伸出来。手铐合上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脆。

他站起来，跟着周劲走出办公室，经过走廊的时候，一个护工端着药盘从房间里出来，看到他被铐着的手，药盘晃了一下，几粒药片滚落在地。孙建国低头看了一眼那些药片，没有停。

陆时渡在实验室里整理养老院的财务资料时，手机震了一下。沈砚清发来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孙建国到了，你也过来。”他放下手里的材料，把操作台上散落的物证袋归拢到一边，关了显微镜的灯，走出实验室。

审讯室里，孙建国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指很瘦，骨节突出。深蓝色的棉服是拘留所发的，和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叠在一起，领口有些不平整，他坐得很直，腰背挺着。

沈砚清坐在他对面，没有急着开口。审讯室的日光灯把整个房间照得很亮，孙建国的白发在灯光下显得更白了，像覆了一层薄霜。文件夹摊在桌上，里面是养老院十二位老人的死亡证明复印件、接运单、殡仪馆缺失的入库记录。沈砚清翻到第一页，看了几秒，然后合上。

“孙建国，你在这个行业干了一辈子。从街道卫生服务站到养老院，你见过的老人比我们见过的案子都多。你今天坐在这里，应该知道为什么。”

孙建国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搓了一下。他没有抬头，但声音很稳。“我知道。”

“近两年，你经手的十二位老人，遗体被殡仪馆司机陈国良接走后，没有入库，没有火化，没有骨灰。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这些遗体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孙建国沉默了几秒。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有话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什么时候知道的？”

“第一次，第一笔钱打到我卡上的时候。陈国良说，那是殡仪馆的‘劳务费’，感谢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收了，后来每一笔都在收。”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我知道那不是劳务费，但没有问。”

“你收了多少钱？”

“一共……七万多，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沈砚清翻开文件夹，把姜糖整理的资金流向表推到孙建国面前。每一笔存款都用红色圆珠笔圈了出来，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时间跨度两年，金额从一千到五千不等。孙建国看着那张表，目光在上面缓缓移动。

“这些钱，是陈国良从卖肉的钱里分出来的。”沈砚清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桌面上，“那些肉，你经手送走的老人，变成了肉。”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填满了每一寸空间，像某种不知疲倦的昆虫在墙壁里筑巢。

孙建国没有哭，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眼泪。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有血丝，但目光没有躲闪。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送走的老人，少说有几百个。有的有家属，有的没有。有家属的，家属来接；没有家属的，街道办手续。

我以为我送他们走的是最后一程。”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我不知道他们走了以后，又走了一程。”

“你签了接运单，每一次都是你签的。前十二次是李芳签的，后来的全是你。”

孙建国没有否认，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第一次是李芳签的，她拿单子给我看，说是正常接运，我没多想。后来陈国良来找我，说以后这种没有家属的遗体，直接联系他。他说殡仪馆有专门的通道，手续从简，费用从优。我问他‘从优’是什么意思，他说每接一个，给我个人的辛苦费。我开始拒绝了，后来他加了一次，我没扛住。”

“你扛不住的是什么？是钱，还是别的？”

孙建国沉默了很久，审讯室里的时间像被拉长了，每一秒都过得很慢。他的嘴唇动了几次，像在斟酌措辞。

“我在养老院干了七年。七年里，我见过太多没有家属来认领的尸体。放在冷柜里，等着街道出证明，等着民政批手续，等着殡仪馆的车来。有时候等一个礼拜，有时候等半个月。尸体在冷柜里放着，我看着，心里想，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没人管，死了以后还是没人管。我想让他们快一点走完最后一程。不是受罪，是善终。我以为我在帮他们。”

陆时渡站在监控室里，手指按在玻璃上。他想起陈国良说过的话——“那些人已经死了。”孙建国和陈国良用了同一个词。不是“被害者”，不是“遗体”，是“那些人”。“那些人”在成为“那些人”之前，是有名字的。他们的名字在文件上被签了无数次，被录入系统，被归档，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