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某个凌晨，被装进白色的塑料袋，放进面包车的后备箱，运到屠宰场，被切碎，被绞烂，被混进冷冻肉里。最后，那些名字变成了账本上的数字。

沈砚清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低沉而清晰。“你说你在帮他们，帮他们快一点走完最后一程。但你收了陈国良的钱。第一笔你拒绝了，第二笔你没有，从那以后，每一笔你都收了。你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帮自己？”

孙建国没有回答。他的嘴唇在抖，肩膀也在抖，但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沈砚清等了一会儿，把文件夹翻到新的一页。“陈国良的存折上有三十七万。何志远每个月从他那里领两千块。林德茂的屠宰场收了八万块现金。你的银行卡上多了七万多。这条链上每一个人都拿了钱。每一个人都说自己不知道全貌，只做了一小部分。但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一小部分不该做。你在签接运单的时候，心里想过‘这不对’。”

孙建国低着头，肩膀的抖动慢慢停了。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想过，每一次都想。每一次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不做了，但下一次钱到账的时候，我还是收了。”

“为什么？”

“因为停不下来。”他抬起头，眼眶红得像充了血，“不是钱的问题。是我做了那么多次，如果停下来，前面那些就白做了，我不知道怎么停。我只能一直做下去，做到被你们发现为止。”

监控室里，陆时渡把手从玻璃上放下来，攥进口袋里。

审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孙建国把每一笔钱、每一次接运、每一具遗体的去向都交代了。他的供述笔录写了十几页，每一页他都要签字，签字的时候手在抖。

何志远的第二次审讯是在下午。他进来的时候，陆时渡注意到他的步伐比上次更慢了，不是拖着走，是每一步都像踩在很软的东西上，陷下去，拔出来，再陷下去。他的眼睛下面青黑很重，嘴唇干裂了。拘留所的生活比逃亡好不了多少。

沈砚清没有绕弯子。“陈国良的存折上除了你的工资，还定期转出一笔钱，每个月固定，转给一个叫孙建国的人。你知道孙建国是谁吗？”

何志远摇了摇头。

“城东‘夕阳红’养老院的院长。陈国良从养老院接走遗体，转到你的车上，你运到屠宰场。那些遗体的来源，是养老院。”

何志远的眼珠动了一下。不是看沈砚清，是看桌面。那道划痕还在，和他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负责开车。但你刚才进来的时候，走廊里有一个老人和你擦肩而过。白发，瘦，戴老花镜，被两个民警带着。他就是孙建国。他从养老院被带过来的时候，你还在一楼等电梯。你们之间的距离不到三米。你看到了吗？”

何志远的手指在膝盖上蜷紧了。他的嘴唇在抖，喉结上下滚动，像是有东西卡在那里咽不下去。

“你运了三年。三年里你经过养老院的巷子多少次，经过屠宰场的铁门多少次，经过那些老人住过的地方多少次。你不知道他们是老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不知道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你现在知道了。你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在你的后备箱里。他们的名字在你的运货单上。他们的重量在你的车轮底下。”

陆时渡从监控室里走出来，站在走廊里。他没有再听了。他把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深秋的凉意。他站在那里，听着风声，听着审讯室方向传来的、听不清内容的话音。那些声音被墙和门过滤了无数次，到他耳朵里只剩一团模糊的、嗡嗡的响动，像水底的人听到水面上的声音一样。

傍晚，沈砚清从审讯室出来，手里拿着文件夹。

“何志远哭了。”他说。

陆时渡看着他，没有接话。

“第三次审他，他没哭过。林德茂被抓的时候他没哭。陈国良被抓的时候他也没哭。但刚才说到那些老人的名字的时候，他哭了。”沈砚清的声音很轻，“不是哭自己，是哭别人，第一次。”

两个人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声控灯灭了一次，又亮了。远处有复印机运转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某种缓慢的心跳。

“沈砚清。”

“嗯。”

“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只知道一小部分，不知道全貌。但全貌就是由这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拼起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全貌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在帮别人完成他们不知道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