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问题是，什么样的人会同时具备这三种知识。”

“法医，或法医助理，长期接触现场勘查鉴定分析的。”席溪晚摘下眼镜擦了一下。

“刑侦技术员。”许秋桐接着说。

“监控布防工程师。”陈安乐从屏幕后面探出头。

宿云松在圈旁边画了三个方向，分别指向这三类人。

“也可能是安防顾问，市面上很多安防公司接的活儿包括监控系统设计和后期维护，做这一行需要懂监控盲区怎么产生、怎么避开，有些人还专门给客户提供反窃密、反跟踪方案。”

他把笔放下，“这个职业的人，三种知识都会用到。”

“名单。”陈安乐把刚跑完的交叉比对结果投到大屏幕上，刑侦系统离职人员名单和安防公司注册技术顾问名单重叠之后，只剩十几个名字，他又加了一层筛选条件，有法医学背景或现场勘查经验，名单进一步缩短。

“继续筛，再加一条，和印刷厂所在的城东区域有过工作关联，在那片做过监控项目，或在派出所、分局直属单位工作过的。”宿云松说。

陈安乐的键盘声响了几下，屏幕上的名单一个一个减少，最后剩下三个人。

第一个人叫顾宏，五十二岁，退休刑警。

第二个人叫李东升，三十九岁，前派出所监控室辅警。

第三个人叫韩琢，四十一岁，前刑侦技术员。

席溪晚走到屏幕前，目光在三个人名之间移动，然后停在韩琢的名字上。

“韩琢。我在法医档案里见过这个名字。”他偏过头，声音压得只有宿云松能听见，“他是十年前从技术室离职的，离职之前跟了六年现场，法医知识、刑侦流程、监控系统，他全具备，那时候的案子只要涉及技术勘验，多多少少都有他的签字。”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他离职那年，法医科的老主任说了一句话，‘韩琢走，技术室少了一把最准的尺。’”

陈安乐已经把韩琢的档案调了出来。屏幕上弹出韩琢的证件照，一个面相干净的年轻人，戴着细框眼镜，表情拘谨而认真。

照片是十年前的，下面是他的离职记录：执勤期间膝盖和右手腕同时受伤，鉴定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调岗申请未被批准，本人申请离职。离职原因栏写着“因公负伤，不适合继续从事一线技术工作”。

“他离职后在安防公司干了十年，从普通技术员做到高级顾问。”陈安乐往下翻，“主要负责项目之一是城东工业园区的监控系统布设，包括印刷厂所在的那片区域。”

“所以他了解那片区域的每一个摄像头，知道它们的有效半径，知道它们的盲区，知道哪条巷子在哪个角度不会被拍到。”刘思渺慢慢说，“他不用躲。监控系统是他自己设计的。”

“我们查了好久，没找到任何有效画面。”许秋桐靠在桌边，“不是因为我们没找对摄像头，是因为规划图上那几个关键位置的摄像头角度都刚好偏了。”

“他是安防顾问，他的工作就是设计监控系统的盲区弥补方案。他最清楚那些盲区在哪里。”席溪晚说。

就在这时，陈安乐忽然停下了所有动作，他盯着屏幕角落里一个被标记为“数据处理异常”的文件，把能量棒从嘴里拿下来放在桌上，整个人往前凑了半寸，屏幕上是一个被覆盖的监控文件，覆盖用的文件创建时间比相邻文件晚了两秒。

陈安乐说，这就像一块拼图被掰下来，换上了另一块形状接近但编号错位的碎片，他把被覆盖的原始数据用恢复工具挖出来，解压，逐帧打开，画面是案发当天傍晚。

一个戴棒球帽的人径直穿过印刷厂后门，步幅均匀，没有任何犹豫。

帽檐压得很低，身形偏瘦，正好是韩琢的高度，他进的不是盲区，是重叠的监控扇区之间一个理论上应该存在、但两台摄像头都刚好没有覆盖到的路径。

“这个人是怎么走的，这块被设计成了盲区，不是靠遮挡，是靠两台相邻摄像头之间的扇区重叠间隙，他在扇区边缘擦过去，两台都拍不到。”

陈安乐说着敲开另一段恢复后的视频，“他进去和后出来的时间都扣上了案发时间段。”

他把画面局部放大，帽檐下面隐约能看见下颌轮廓。系统自动提取下颌特征和韩琢档案照片进行比对，高度吻合。

宿云松看着屏幕上那张在盲区边缘一闪而过的脸，转向许秋桐：“去韩琢的住处。”

韩琢的住处是一间公寓，不大，但极其整洁，整洁到不像是有人住过的样子，桌面上没有任何杂物，垃圾桶是空的，连一根头发丝都看不见，书架上的书按颜色深浅排列，从浅色系的教材到深色封面的学术专著，像一道被精心调过的灰色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