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拨过去。响了六声，没人接，她又拨了一遍，响到第四声的时候对面接起来了。

“喂。”

是个上了年纪的女声，声音很稳，但带着一点刚睡醒的沙哑。许秋桐表明身份，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是周秀兰，赵姨是不是出事了。”

许秋桐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周秀兰说她住在赵淑珍隔壁那栋楼，退休前在街道办做过二十几年民政科员，赵淑珍把备用钥匙交给她保管，两个人互相照应了快十年，赵淑珍叫她周姐，虽然按年龄赵淑珍比她大十多岁，但赵淑珍说叫姐亲切。

许秋桐说赵淑珍去世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周秀兰说了一句话，“她是不是被楼上那个聋哑人害的。”

许秋桐的手指在笔录本上停住了。“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她最后那几天一直在说楼上有声音，我说我去帮她听，我去了，听了两次，什么都没听到，我跟她说四楼那个聋哑人我认识，是个老实人，不会半夜敲管子，她听了之后就不再说楼上有声音的事了，我以为问题解决了。”

周秀兰的声音忽然变低了，“她是不是因为我说了那句话，就没有再找你们了。”

“她后来又报过一次警。”许秋桐说，“但是民警也没听到声音，这跟你没有关系。”

周秀兰没有接话，电话那头传来茶杯放在桌上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许秋桐问能不能见面聊，周秀兰说随时可以，然后把她家的地址报了一遍，就在赵淑珍隔壁那栋楼，同一个小区，隔了一条窄窄的绿化带。

周秀兰的客厅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铺着一张钩针编织的白色桌布，上面压着一个玻璃果盘，果盘里放着几个橘子，墙上挂着一面社区发的锦旗。

上面写着“优秀邻里”四个字，金线绣的，在午后的阳光里微微反光。

她从茶几底下拿出一个鞋盒，盒子里装着赵淑珍的备用钥匙、几张水电缴费单、一沓超市小票，还有一个封得整整齐齐的牛皮纸信封。

“她把钥匙给我的时候，还把这个信封一起塞给我，说‘等我百年以后再看’。我一直以为那是遗嘱。”

周秀兰把信封推到许秋桐面前，“我没有拆过，但我觉得你们应该拆。”

许秋桐当着她的面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手写的清单，纸是从台历上撕下来的，背面印着节气，正面是赵淑珍的字迹，她把自己听到声音的时间和内容一笔一笔记了下来。

第一天写的是“楼上敲管子，半夜一点多，敲了好几下”。

第二天的记录变长了，“又敲了，好像有人在走路，我开门去看，走廊里没人。”

第三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周姐说四楼没问题，但我明明听见了，是我耳朵坏了吗”。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的笔迹越来越乱，有些字被划掉重写，有些字的笔画在发抖，写到第七天的最后一次时，纸上只有一行字，字迹歪歪斜斜但每一笔都用力很重。

“周姐，四楼那户没问题，是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周秀兰看着这行字，放在膝盖上的手慢慢攥紧了。

“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她怕给我添麻烦，她就是这样的人，自己怕得要死，还在担心麻烦到我。”

她说完这句话，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许秋桐，声音忽然哽了一下，她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我这辈子帮社区评了那么多‘优秀邻里’，没帮到隔壁。”

许秋桐把清单叠好放回信封。没有说“这不是你的错”，也没有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她只是把信封放回鞋盒里，然后把鞋盒的盖子端端正正地盖上。

“周阿姨，你在帮赵姨听四楼的声音之前，有没有别人来找过你，问过你关于赵姨的事。”

周秀兰转过身，眼睛还红着。“别人？”

“比如社区来做问卷调查的。或者来检修广播的，或者送收音机的。”

周秀兰想了想。

“社区没有来过，检修广播的，对，上个月是有一个人来，说是声科公司的，来做广播收音设备的入户调研，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家里有没有老人、老人是不是一个人住、有没有老式电视机收音机、晚上几点睡觉，我当时觉得他问得太细了，但他说是为了调试广播信号，我就没多想。”她顿了顿。

“他还问了我隔壁住的是谁。我说是赵姨，七十多岁，一个人，他问我赵姨是不是也独居，我说是，他又问赵姨有没有老式电视机，我说好像有一台，他问我会不会经常去赵姨家串门，我说隔三差五会去。”